吴春怡

冒险岛夜光法师任务周勋初: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-程门问学

周勋初: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-程门问学
本文为周勋初先生在2005年6月南京大学举办的“中国文学:传统与现代的对话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。

大约是在1958年前后吧,全国已经出现大跃进的形势。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,我的副博士研究生头衔已经成了嘲讽对象。系里人手又短缺,于是就让我去教中国文学作品选课。过后不久,索性改为助教,正式成了一名年轻教师聚宝铃。
教了一年书之后,大跃进的步伐更见加快,学生大编教材,需要教师参予,我就不再讲授作品选了,前后投入编写文学史与批评史的战斗之中。但作品选还得有人教冒险岛夜光法师任务,系里的年轻教师都去大编教材了,实在抽不出人来,于是学校只能从社会上去吸收一些人来临时授课,中文系也就到江苏省文史馆里去请了几位老先生来接替我们上课。
当时来了好几位老先生,这里我只介绍两位。一位是陆先生,一位是冯先生。陆先生是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的秘书,冯先生是政学系首脑张群的秘书,视其头衔,即可知非等闲之辈。
应该说明,国民党政要的秘书和共产党高官的秘书有很大差别。如以传统文化的修养而论,国民党政要的秘书要高明得多。因为国民党政要在官场上活动时,还是要用文言来应酬,秘书经常要做一些寿序、贺词等文,这些例用骈文写作,平时还要代拟一些诗文参预酬唱。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最上层的人物,在传统文化的修养上,自必要有很高的水平。
那位接替我上课的冯先生,是出名的四川才子。他不但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汉赋,自己也能作赋。诗文水平更不用说了,字也写得好。先师胡小石先生常用的一把折扇上,就是冯先生自书的诗作。有一次,胡先生拿给我们看,指着其中两句“人随春水茫茫去,花逐柳絮款款飞”,赞叹道:“才人啊,才人!”足见冯先生的水平之高。
但过了两三个月,忽然有人告诉我:“学生在贴冯先生的大字报,对他的教学大为不满,要求你回去教他们。”我大为惊讶,赶到图书馆前去看,果然看到了好几张这样的大字报。学生措辞很激烈,但主要是说冯先生不会讲课,倒还没有牵扯到他曾为国民党服务之事。
我可没有一般年轻人那么容易自我陶醉,真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、学问上有什么高水平。我想了好久,总觉得对古典文学而言,我与冯先生之间的差距太大了,一个研究生课程还只念了一半的年轻人,能和老师宿儒四川才子相比么?
当时流行这么一种观点:老年教师有材料,年轻教师有观点。后者的资本也就在这里,年轻一辈底气十足的根本就在这里。但我在这方面无资本可言,在观点上自知也没有什么优势。因为从掌握阶级观点而言,一般认为出身好的人苦大仇深,一心跟着党走,可以自发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。我出身不好,无法达到这种高度。从我的政治身份来说,非党非团,说明自己觉悟很低,要说观点上定比老先生高明,也无法开这个口。
我一直感到纳闷,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说明何以会比老先生更受学生欢迎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,传入了很多新名词,这才发现其中有一个常用的词颇能说明问题,那就是“包装”。我突然感到,我之受到欢迎天神剑女,是我会包装;冯先生之所以不受欢迎,刘特良是因为他不会包装。
那我又是用什么手段包装的呢?只是因为学了文艺理论王爷虐妃,学会了用新的词语来包装古代文学作品,这就显得新鲜和精彩,可以吸引年轻的学生。
那我用的又是什么理论呢?分析起来,主要内容为苏联式的文艺理论。
建国初期,特别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。大约是在1953年吧,教育部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来讲文艺理论,在北京大学内办了一个学习班,好多高等院校都派教师前去学习。这种理论迅速扩展到了全国,大家奉之为金科玉律,一切研究都得奉之为准绳。此人叫做毕达可夫,原是乌克兰大学的副教授。我在北京工作时有一次在戏院里见到过此人,一个手臂已截去,是在卫国战争中致残的。当时苏联年轻人都上前线,毕达可夫勇敢地参加卫国战争,见到他时,我真心存敬意。但这与学问是两回事。毕达可夫的这份讲义虽然风靡全国,控制了中国学界,但他的水平却不能说很高,感觉不到有多大精彩之处。
毕达可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,他的老师季摩菲耶夫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。与此同时,季氏的书《文学原理》也分三册翻译出来了,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苏式理论,大家又热情地学习了一番。我的老师方光焘先生看了这书后,微笑着说:“这与我们讲的差不多。”

季摩菲耶夫《文学原理》三部曲
方先生是建国初期教我们文艺理论的老师。他先后在日本与法国留学,学的当然是正宗的西方文艺理论,当年他教文学样式时,也从亚里士多德的诗歌、戏剧、小说理论讲起,诗歌中讲到抒情诗与史诗,且按这一文体的严格意义上说,认为《诗经》中的《生民》《玄鸟》等诗还不能称为史诗,因此在我们看来,方先生的文艺理论更高一筹,他是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了。
方先生耿直敢言,但他毕竟年事较高,讲话有分寸,故无大碍。其时,程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也讲文艺理论,毕竟年轻气盛,对毕氏大为不敬,说是他应该来听我的课,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?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,这也是罪证之一。因为这是对待苏联老大哥的态度问题。在中国,讲话要看时间,假如这话放在反修的时候讲,那就没有问题。因此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贯彻辩证法。
我过去一直认为,清末西学东渐,对中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,现在才懂得,学习苏联时受西学的影响实际上更深乳山热线招聘。因为过去的学习,是无组织无纪律的,这时的学习是政府安排的,如果违反纪律,就要受惩处。因此这时的苏式文艺理论,发挥的作用更大。我那时用以包装的,就是这种理论。回想起来,手法并不高明,也不过是在思想性、艺术性此高彼低上换换花样,有时还可讲讲艺术形象的塑造、主题与题材的关系、情节的开展等等。如果要提高作品的价值,还可讲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、采用阶级观点分清作家的进步与落后等等。可惜冯先生满腹诗文,这样的包装也不会。这也是老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弱点。汪辟疆先生教韵文选,讲到韩愈、李商隐的诗时,可以立即写一首韩诗风格、玉溪生诗风格的诗来给学生看看,但在讲解时,却无法说清沧海桑田造句,因而学生大为不满,反对他来上课。我懂得,老教师不光是观点上有问题,他们还吃亏在不能包装。
我对何以会受到学生欢迎,总算清楚了。冯先生之遭到反对,说来可怜,只是因为他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小些。
这还使我想起另一件事。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,法国汉学家侯思孟来访问南大,与我们座谈文化交流。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,如何看待汉乐府中“公何渡河”一诗,这可把我问住了。这诗极为简单,只有四句:“公何渡河?公竟渡河。渡河而死,将奈公何?”这诗何以千古以来列为佳作南绫,我想不出多少道理,只能支支吾吾地说:“中国的古诗中有些天籁之作,纯出自然,没有任何人为修饰,也被认为上品。”我想这种答复不痛不痒,不会使他满意,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?隔了一段时间,我在一本港台出版的书上看到一篇文章,就是分析“公何渡河”一诗的。作者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某系主任。他是介绍新方法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,大约花了十万字左右,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“公何渡河”一诗。我对新方法一窍不通,但想学学,看看到底有些什么花样,这时下定决心,定要把这篇文章啃下去。只是思想准备还是不足,难度太大,越读越难受,读到中间实在读不下去了,心想阅读文学作品本来求的是身心愉悦,干嘛这么折磨自己?因而最后还是中途停了下来。我认识到,我已经成了老一代的人,接受新品种的西学已有困难了。
由于工作需要,其后或多或少读过一些新方法写成的文章,得到的印象是,读这类文章,犹如接受日本朋友赠送的礼品。日本朋友有赠送小礼品的习惯,包装极为讲究,刚到手时,会引发你无穷遐思,急着打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打开包扎的彩带,剥掉密封的贴片,解开外面的封皮,里面还有一层包纸。再小心翼翼地打开,里面有一只精致的小盒子。打开来看,礼品外面还有纸张包裹。再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条小小的手帕。手帕不坏,但受礼者还是会起疑问,这么一点东西值得这么包装么?这可叫做包装过度。读一些用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论文时常是会起这种感受。
这是西学东渐进一步扩大影响的结果,包装手段已有压倒内容之势。
最后我再讲一件有关学习古代文学的趣事。80年代,华东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招收硕士研究生,面试时,拿出一首白居易的七律《钱塘湖春行》,叫应试的学生讲解一下。这位学生看了一会,发表高见说:“这诗开头嫌平淡,不太能够吸引读者。中间四句对得倒还整齐,早莺啊,新燕啊,乱花啊,浅草啊,写得很形象,把春天的气息反映出来了。最后两句没有什么韵味,引不起读者的什么联想顾成栋。”那位老教师说:“我不是叫你作鉴赏。你先给我一字一句讲清楚,然后串起来再总讲一遍。”那位学生憋了很久,最后老实交待说“读不起来”。这位考生后来还是被刷掉了。我觉得这个学生真倒霉,竟然遇到了这么一位死心眼儿的老教授,还要恢复章句之学。如果碰到一位追求宏观把握的教师,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。
这使我感觉到,西学东渐可能已经发展到另一种境界冯佳妮。大家都认为,西学重分析、重鉴赏,东渐之后郑丰喜,逐渐熔化百家,已经形成了一套路数。作品当前,你可以不读它,超越它,也可以讲出一番道理来。这里说的或许较极端,但类似情况,可不能说不存在。
这使我想到,“包装”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。你的成果要被人接受,那就得考虑接受对象如何。面对一代一代的新人,你得不断变换包装手法。目下的接受对象大都是在欧美文化熏染下成长的一代新人重生猛禽,苏式口味的理论也已不能满足。想要端出古色古香的东西来吸引他们,效果往往也不理想。而且年轻人的欣赏口味往往受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,不考虑国情,不考虑现实,很难处理得当。表达方式应该与内容协调,最好是从内在的东西中生发出来,不是外在的,但人们常是从外在的东西去进窥其内在的东西,而外在的东西总是受到种种时尚的影响,处在不断变化之中。因此,我总为研究方法之事想不清楚而犯难。
讲到这里,我也应该坦白地讲一些内心的感受。在这庄严的场合,探讨研究古典文学的历史发展,竟然不断用上一个最粗俗的词“包装”,实在有伤大雅,真是“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”。但我又为什么想起这个词来的呢?因为我注意到,大陆地区的学术界,自90年代起,慢慢地兴起了一股思潮,在对过去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。好多人指出,民国时期常用的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等术语,原为西方19世纪文艺思潮的产物,是总结了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等方面的成果而提出的,用在中国古代作家身上并不太合适。与此类同,近时输入的好些新名词新方法,也是西方学人总结他们的一些文艺现象而提出的,未必符合中国国情。因此,大陆学术界开始注意采择西方学术成果时要取郑重的态度。试将民国时期的文学史、60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与90年代写作的文学史相比较,就可看出前后之间的差别。例如,过去的文学史上都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,90年代之后即少见这一称呼了。这使我想到,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热衷于采择西方用语,内心深处或许有一种唯西方是从的想法,试观朱维之写作《中国文艺思潮史略》的自序,就可看出当时学人一味规仿西方文学史而写作的热忱了。建国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依据苏式文艺理论而立论,也有借助老大哥的高见来抬高声势的用意。这样的研究,不从实际出发,只是关注如何吸引听者或读者,从实质上看是否可以叫做“包装”?我之采用这一名词历娜,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思路。
90年代学术界的这种变化,或许与中国国力的增强、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有关。当然,目前中国虽说正在崛起,但仍处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包裹之下。我想,只有中国真正崛起了,中国文化成了一种强势文化,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,我所提到的上述种种尴尬局面或许才会成为历史遗迹。
>原载《社会科学论坛》2006年02期,收入张宏生、钱南秀主编《中国文学:传统与现代的对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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