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春怡

南方人才网招聘廖名春:《论语》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章新释-泰山学社

廖名春:《论语》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章新释-泰山学社黑道邪途
《论语·里仁》篇第八章载:“子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”此章并无罕见字词,亦无重大异文,理解好像并不困难。但其实解读的问题很大,下面试作考释。
“知道”的矛盾
我们先来看看学界主流的意见。
朱熹《集注》:“道者,事物当然之理。苟得闻之,则生顺死安,无复遗恨矣。朝夕,所以甚言其时之近。程子曰:‘言人不可以不知道,苟得闻道,虽死可也。’又曰:‘皆实理也,人知而信者为难。死生亦大矣!非诚有所得,岂以夕死为可乎?’”
刘宝楠《正义》:“朝夕言时至近,不踰一日也。‘闻道’者,古先圣王君子之道,已得闻知之也。闻道而不遽死,则循习讽诵,将为德性之助。若不幸而朝闻夕死,是虽中道而废,其贤也于无闻也远甚,故曰‘可也’。”
这些解释,都是将“闻”训为“知”,“闻道”就是“知道”、“悟道”。古人大多如此理解。
如《慎子·君臣》:“孔子曰:‘邱少而好学,晚而闻道,以此博矣。’”此与《论语》“朝闻道”章可对读,可相互发明,“闻道”则“博”,《慎子》以“闻”为“知”,明矣。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中,屡有《慎子》佚文、“慎子”之言出现,可知《慎子》此语早到先秦,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《新序·杂事》:“孔子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于以开后嗣,觉来世,犹愈没世不寤者也。”“不寤者”就是不“闻道”者。“寤”,可训为“悟”、“觉”,可知《新序》解《论语》此章是以“闻”为“悟”。
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:“胜、霸既久系,霸欲从胜受经,胜辞以罪死。霸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胜贤其言,遂授之。系再更冬,讲论不怠。”黄霸狱中仍抓紧时间“明经”,根据就是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,是以“闻道”为“知道”决战桂林。
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:“耽翫典籍,忘寝与食,时人谓之书滛。或有箴其过笃,将损耗精神。谧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况命之修短,分定悬天乎我的曼达林!’”皇甫谧以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为自己“耽翫典籍,忘寝与食”辩护,也是视“闻”为“知”。
《魏书·刘昞传》:“虽有政务,手不释卷。暠曰:‘卿注记篇籍,以烛继昼,白日且然,夜可休息。’昞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,不知老之将至,孔圣称焉。昞何人斯敢不如此?’”刘昞以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解释自己苦学的原因,其解“闻道”与黄霸、皇甫谧同。
上述五例都是以《论语》此章的“闻道”为“知道”、明道,也就是领会道。
先秦典籍不涉及《论语》此章者,如此解“闻道”者也多有之。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:“陈相见孟子,道许行之言曰:‘滕君则诚贤君也;虽然,未闻道也。’”“未闻道”即“未明道”。
《庄子·天运》: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,乃南之沛见老聃。老聃曰:‘子来乎?吾闻子,北方之贤者也,子亦得道乎?’”“闻道”即明道,故老聃称“得道”。
又《大宗师》:“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:‘子之年长矣,而色若孺子,何也﹖’曰:‘吾闻道矣。’南伯子葵曰:‘道可得学邪?’”“闻道”即悟道、领会道,故下云“道可得学邪”。
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为欲》:“不闻道者,何以去非性哉?无以去非性,则欲未尝正矣。欲不正莫小凤,以治身则夭,以治国则亡。”后来的《淮南子·齐俗》说近同:“夫纵欲而失性,动未尝正也,以治身则危,以治国则乱,以入军则破。是故不闻道者,无以反性。”“闻道”,才能“去非性”,才能“反性”,显然是明道、领会道之意。
《管子·形势》:“道之所言者一也,而用之者异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,一家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乡者,一乡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国者,一国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,天下之人也。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,天地之配也。”《形势解》:“闻道而以治一乡,亲其父子,顺其兄弟,正其习俗,使民乐其上,安其土,为一乡主干者,乡之人也。故曰:‘有闻道而好为乡者,一乡之人也。’……闻道而以治一乡,亲其父子,顺其兄弟,正其习俗,使民乐其上,安其土,为一乡主干者,乡之人也。故曰:‘有闻道而好为乡者,一乡之人也。’”此“闻道”与“用”道相对,“用”是行,“闻”显然就是知。
今天的《论语》注译本,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解释的。
如杨伯峻《译注》:“孔子说:‘早晨得知真理,要我当晚死去,都可以。’”
孙钦善《注译》:“闻,知。孔子所说的道,或指治道,或指学说,这里指后者。”“孔子说:‘早晨悟到了真理,就是当晚死去也是可以的。”
潘重规《今注》:“由早晨到晚上,时间极为短暂,早晨得知真理,当晚可以死去。人若能悟得真理,就能在生命中发出无限的光辉,这样才不枉生,才不枉死,旦夕之暂,胜过万年,所以说,早晨得知真理,就是当晚死去,都可以了。”
但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值得讨论的。
首先,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。如果孔子以求“知”为人生的最高追求,他可以说“早晨得知真理,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”。这样,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。但是,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“德”而非“智”,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比较,“尊德性”是第一位的,“道问学”是第二位的。孔子虽然说:“不知礼,无以立也。”(《论语·尧曰》)但他更明白“知礼”并不等于“得仁”、“获仁”。因此他强调: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为什么?因为“知之者,在彼,而我知之也。好之者,虽笃,而未能有之。至于乐之,则为己之所有。”“知之”是“在彼”,“好之”仍是“未能有之”,还是外在的。只有“乐之”,才是“为己之所有”。在孔子看来,修已不能只停留在“知”的阶段,要想把“在彼”的客观真理,化为“为己之所有”的主体之仁,就必须依赖于“行”。因此,相对于“知”,孔子更重视“行”。他人生的目标不是“知道”、“知仁”,而是修已成仁,变天下“无道”为“有道”。他说: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,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“学文”属于“知”一类黄慧丹,孔子将其归之为“行有余力”后之事,其态度非常明显。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“知”的一贯性格,孔子是不可能“朝知道”而“夕死”的。
再者,孔子平常于“道”并非不“知”,也不认为“道”是难“知”的。古人感叹“非知之艰,行之惟艰”(《尚书·商书·说命中》),“非知之实难,将在行之”(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),孔子也是如此。孔子曾说: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“道”是其所“志”,平常焉能不“知”?他又说:“齐一变,至于鲁;鲁一变,至于道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“道”是什么?他显然是很清楚的。孔子不但认为自己平常是“知道”的,而且认为其它人“知道”也不难。子游曾说: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:‘君子学道则爱人;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“学道”近于“知道”。孔子认为这并不难,不但“君子学道”,“小人”也能“学道”。他说: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人不“知道”,又怎能“弘道”?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“志于道”是对“士”的一般要求,是基本条件。可见,就是对一般士人,“知道”也并不难,只有“行”才难。
孔子不视“知道”为难事,不以“知道”为人生的最高追求,他又怎么能说“早晨得知真理,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”呢?可见这种通行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。
“有道”的问题
可能是意识到了前人“知道”说有难以消解的矛盾,何晏《集解》和邢昺《疏》提出了“有道”说的新解郭竹学。
何晏《集解》:“言将至死胡颂文,不闻世之有道也。”
邢昺疏:“此章疾世无道也。设若早朝世有道,暮夕而死,可无恨矣。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。”
这里的“闻”即“听”,用的是本义。孔子“听说”了道,暮夕而死,就可无恨,未免太简单了。所以何晏、邢昺都将“道”训为“有道”。这样审判艾弗森,孔子是说早上“听说”有道,暮夕就可死了。虽然是说孔子对现实政治悲观到了极点,“至死不闻世之有道”。但实际是消解了“知道”说与孔子思想性格的矛盾,将孔子的人生理想由“知道”转移到道的实现上。
后来的学者有的也体会到了《注》、《疏》的这一番苦心。
如孙弈就说:“孔子岂尚未闻道者?苟闻天下之有道,则死亦无遗恨,盖忧天下如此其急。”
毛子水也说:“这个解释最为合经意。《雍也》篇‘鲁一变,至于道’的‘道’,亦是用于这个意义的。下章‘士志于道’和《雍也》篇里‘天下有道’的‘道’,亦以这个讲法为合。这些‘道’字,与‘吾道一以贯之’、‘古之道也’的‘道’,南方人才网招聘意义完全不同!但自汉以来,除二三学者外,注释《论语》的人,都把孔子‘朝闻道’的话讲错了。……这里朝夕二字,不是表示时间的距离,而是表示‘立刻’或‘马上’的意义。从这两句话,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一生忧世忧民的苦心!”因此,他将此章译为:“孔子说:‘如果有一天能够听到天下已太平,马上死去也愿意。’”
但将“道”解为“有道”,训诂上有增字为训之嫌。而“闻道”上古文献除作“知道”、“悟道”解外,一般都是听见道、听到道的意思,并没有听见有道、听到天下已太平的例子。
如《老子》第四十一章:“上士闻道勤而行之,中士闻道若存若亡,下士闻道大笑之,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
《庄子·秋水》:“野语有之曰:‘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’,我之谓也。”《知北游》:“无始曰:‘道不可闻,闻而非也;道不可见,见而非也;道不可言,言而非也。知形形之不形乎!道不当名。’无始曰:‘有问道而应之者,不知道也。虽问道者,亦未闻道。’”《庚桑楚》:“趎勉闻道达耳矣!”
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上》:“臣闻问道者更正,闻道者更容。”
《管子·霸形》:“仲父不一言教寡人,寡人之有耳,将安闻道而得度哉?”
《韩非子·十过》:“寡人尝闻道,而未得目见之也。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?”《说疑》:“凡术也者,主之所以执也;法也者,官之所以师也,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,以至于境内日见法,又非其难者也。”
《新书·修政语下》:“凡人者,若贱若贵,若幼若老,闻道,志而藏之;知道,善而行之,上人矣。闻道,而弗取藏也,知道,而弗取行也,则谓之下人也。”
《韩诗外传》卷第九:“传曰:‘君子之闻道,入之于耳撒哈拉奇兵,藏之于心,察之以仁,守之以信,行之以义,出之以逊,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。小人之闻道,入之于耳,出之于口,茍言而已,譬如饱食而呕之,其不惟肌肤无益,而于志亦戾矣。’”
这些“闻道”,没有一例可解为“听说天下有道”、“听到天下已太平”的。
台湾学者汪淳的分析值得参考,他说:“盖孔子生当乱世,道衰德薄,然尚未至于‘举世混浊,无道可闻’之时。《公冶长》篇:‘子曰:宁武子邦有道则知,邦无道则愚。’《卫灵公》篇:‘子曰:直哉!史鱼。邦有道如矢,邦无道如矢。君子哉!蘧伯玉。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’《子张》篇:‘子贡曰:文武之道,未坠于地,在人;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,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’可见孔子之世,尚未全属无道,亦非无道可闻。虽仪封人见孔子,出曰:‘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’亦属慨乎言之,未可据。纵使天下滔滔者皆无道也,亦有孔子及其贤弟子之道存焉。何以谓‘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’。《集解》之说非。”
所以,不论从语言习惯,还是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而言,“有道”说也是讲不通的。
“达道”的新解
既然“知道”说和“有道”说都非确诂,那么,《论语》此章究竟要如何解释呢?
我们先来看看汪淳的新解:“余以为此章之道字,应指孔子之道而言,与‘吾道一以贯之’(《里仁》)、‘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’(《公冶长》)、‘非不说子之道,力不足也’(《雍也》)、‘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’(《微子》)各章之道字同义。全章之旨,乃孔子叹自己之道不得行于世,故极言若朝闻吾道行于天下,则夕死亦无憾矣。圣人切盼己道得行之心,于斯表露无疑。”
汪淳以“此章之道字,应指孔子之道而言”,以为“全章之旨,乃孔子叹自己之道不得行于世,故极言若朝闻吾道行于天下,则夕死亦无憾矣”,其意思的理解可谓八九不离十,但训诂则颇成问题。
首先,他将“道”解释为“吾道行于天下”,犯的错误与“有道”说一样,都是增字为训。
其次,他还是视此处的“闻”为听闻、闻知,可谓不得要领。
笔者认为,无论是“知道”说,还是“有道”说、“道行”说,错就错在对“闻”的理解上。这里的“闻”,既非听闻,也非悟知,而当训为“达”,到达,引申之,即实现。所谓“闻道”,即到达道,实现道。因此,“子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’”,当译为:“孔子说:‘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,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。’”这里表现出来的,不是孔子对“知”的追求,而是孔子对“行”,对修已成仁,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。孔子像(资料图 图源网络)
“闻”训为“达”,《论语》早有定说。其《颜渊》篇第二十章记载:“子张问:‘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?’子曰:‘何哉,尔所谓达者?’子张对曰:‘在邦必闻,在家必闻。’子曰:‘是闻也,非达也。夫达也者,质直而好义,察言而观色,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,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,色取仁而行违,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,在家必闻。’”
此章从表面看,是孔子教子张如何分辨“闻”与“达”,但实质告诉我们“闻”与“达”是一对同义词,子张言其同不二咲千寻,而孔子辨其异。子张先问孔子士人怎样才可以叫“达”。孔子却反问子张你所说的“达”是什么意思。子张答道:“在邦必闻,在家必闻。”子张先言的是“达”,后又用“在邦必闻,在家必闻”回答孔子“何哉,尔所谓达者”之问。显然,在子张的眼里,“闻”就是“达”。孔子虽然力辨“闻”不等于“达”,但正好说明一般人是视“闻”如“达”,只见其同,不见其异。
《论语》中有诸多孔子辨别同义词的记载奇幻孽缘。如“周”与“比”本来是同义词,《说文·比部》:“比,密也。”又《口部》:“周,密也。”故人们常“比周”连言。而孔子却力辨其同中有异,认为有君子、小人之别,说: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
“和”与“同”也是同义词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:“公曰:‘唯据与我和夫!’晏子对曰:‘据亦同也,焉得为和?’公曰:‘和与同异乎?’对曰:‘异。……’”在齐侯看来,“和”与“同”义同,晏子说“据亦同也,焉得为和”,他感到奇怪,故反问:“和与同异乎?”可见“和与同异”,只是晏子特别的创意。孔子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与晏子一样,也是特别的创意,而并非当时的通说。
《玉篇·水部》:“泰,骄也。”可见“泰”、“骄”是同义词。故《国语·晋语六》、《晋语八》、《礼记·大学》、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》等都“骄泰”连言。孔子说:“君子泰而不骄,小人骄而不泰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强调“泰”、“骄”的不同,正是基于一般人的同而言的。
《颜渊》篇第二十章孔子力辨“闻”不等于“达”,与上述分辨“周”“比”、“和”“同”、“泰”“骄”同,正好说明一般人如子张正是视“闻”如“达”,以“闻”为“达”之同义词的。因此,后人遂“闻达”连言。
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:“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。”郑玄笺:“式,用也。文王之祀于宗庙,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,亦用之助祭。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谏争者,亦得入。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备也年雪宾。”郑玄将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之“闻”释为“闻达”,“闻达”连言,是其以“闻”、“达”同义之证。
“闻达”连言,并非郑玄的独创,文献屡见。如《督邮保举博士板状》:“隐居乐道,不求闻达。”江淹:“臣本琐姿,不慕闻达。”《神仙传》:“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,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,亦犹不求闻逹者也。”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的名言:“茍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”这里的“闻达”,“闻”就是“达”,“达”就是“闻”。所以,将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训为“朝达道,夕死可矣”,是信而有征的。
《淮南子·主术》:“是故号令能下究,而臣情得上闻。”高诱注:“闻,犹达也。”也是以“达”释“闻”。
史书有一些记载也可支持笔者的这一解读。《后汉书·隗嚣公孙述列传》:“述梦有人语之曰:‘八厶子系,十二为期。’觉,谓其妻曰:‘虽贵而祚短,若何?’妻对曰:‘朝闻道,夕死尚可,况十二乎!’”所谓“祚短”,由“夕死”而来。“贵”则由“闻”出。公孙述妻这里就是以《论语》的“闻道”来证明其实现登祚显贵的理想。
《晋书·李寿传》:“寿命筮之。占者曰:‘可数年天子。’调喜曰:‘一日尚为足,而况数年乎!’思明曰:‘数年天子,孰与百世诸侯?’寿曰:‘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任侯之言,策之上也。’遂以咸康四年僭即伪位。”“夕死可矣”对应的是“一日尚为足,而况数年乎”,“闻道”对应的是为“天子”。也是以“闻道”为实现其当“天子”的理想。
《南齐书·荀伯玉传》:“初善相墓者见伯玉家墓,谓其父曰,当出暴贵而不久也。伯玉后闻之曰:‘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’死时年五十。”“闻道”对“暴贵”而言,“夕死”对“不久”而言,荀伯玉为了“暴贵”而不惜“五十”而“死”,也是将“闻道”视为“暴贵”理想的实现。
由此可见,以《论语》的“闻道”为“达道”,训为达到道,实现理想,不但有可靠的训诂根据,也有前人解读的先例,更符合孔子重行甚于求“知”的思想性格,是完全可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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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是研究《周易》多年的人,可能也很难回答好下面几个问题:
中国历史上真的有三部易经吗?
《易传》真的是孔子所作吗?
《周易》和阴阳理论有什么关系?
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,随便一搜,却有着无穷多种答案。而《周易》这门学问目前并没有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可以解答这一切,因为《周易》距今太久远,思想太深邃了。
周易学界中,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对于《周易》的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古出土的竹简帛书,根据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的互证,纠正了很多前人对于《周易》的误读。
这篇采访的底稿整理完成后,发给身边爱好《周易》的人,都有醍醐灌顶、欲罢不能的感觉。花一点时间来看,相信你对《周易》的理解已经会高于很多人了。
我保证这是一篇对学周易的人非常有用的文章陶平生,如果你身边有喜欢周易的人,分享给他。
“易本占筮之书”
1、问:中国历史上真的有三部易经吗?《连山易》《归藏易》《周易》的关系是怎样的?
廖名春教授: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现在我们可考实的就是《周易》。以前大家对《归藏》都比较怀疑,但是最近这些年,在湖北出土了比较完整的秦简《归藏》,因此《归藏》也出土了。
但是我们现在看到《归藏》和历史上传说的《归藏》还有区别,过去讲《归藏》是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易,但现在看来,《归藏》可能比《周易》要晚,可能是战国时代的,也可能是后人有所改动。
至于《连山》根本是神龙见首不见尾,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说。甚至《连山》是不是一定叫《连山》也还不好讲,所以三易里面,《周易》跟《归藏》现在是有下落的,《连山》还不太清楚。
2、问:一直都说就是孔子是“述而不作”,《易传》真的是孔子所作的吗?
廖名春教授:孔子“述而不作”,这个要看怎么理解,孔子的学问,我们一般概括起来是八个字,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。(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)
意思是他的东西,都是学习周文王、周武王而来的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述,“述”就是个继承的意思。而“不作”是指他不讲奇谈怪论,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作。孟子不是讲过:“孔子作春秋。”
过去讲是孔子作《易传》,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相信,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“作”这个字了。
我们现在的很多书,也不一定都是自己写的才能够叫做“作”天铁论坛吧。比如《里根回忆录》、《奥巴马回忆录》,他也不一定是自己写的,一般都是传记作家去访问他,然后根据他的口述整理出来的。
我们看《论语》,《论语》也不能说是孔子作的,但是《论语》里面都是孔子的话栾馨。孔子讲的话,学生把它记录下来,《易传》的很多篇章也是这么一回事,特别像《文言》《系辞传》里面就记载了 20 多处孔子的话,所以《易传》是孔子的学生根据孔子的思想、语录整理出来的,就好像《论语》这本书的成书一样,应该是这么一种关系。
但是和《论语》比较起来,《易传》还要更复杂,《论语》里面基本上都是孔子的言行,和孔子学生的言行,但《易传》里面不全部是孔子的东西。
例如《易传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杂卦》,原来《易传》里是没有的,在汉代的时候地下出土了一篇,大家把它整理出来。因为它原来不在《易传》里面,是新产生的,所以叫做杂卦,所以说《易传》里面大部分都是孔子的东西,也有小部分不是。
3、问:有人说《周易》只是一本算命的书,也有人说《周易》是群经之首,您是怎么给《周易》这本书来定位的呢?
廖名春教授:《周易》这本书从来源来说是一本算命的书,“易本占筮之书”,它本来就是用来算命的。但是,周易不完全等于算命,因为周文王对这个占筮方法进行了改造,变成了周易,变成周易之后它就不等于是占筮了,它就是讲哲理的书了。
也就是说,文王作《周易》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这个旧瓶就是原来的占筮,所谓的新酒就是文王的思想。
《周易》的思想是文王的,但是它的表达形式是算命,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易和周易还是有不同的地方,易就是用数字来占筮的一种方法,但是周易严格来说,是文王在羑里所创造的一个著作,它跟一般的易是不同的,有初级跟高级之分赖伟峰。
4、问:八字、风水、奇门等预测术真的是来源于《周易》吗?
廖名春教授:这个定义有大有小,从广义来说都是占筮,但是细分的话呢,各有各的不同。《周易》是通过数字的变化、推理来算命,但有些卜筮就不是这样的。
例如甲骨卜筮,是把甲骨整治好之后放到火上烤,根据甲骨烧裂的纹路来判断吉凶;手相,根据掌纹的走向来判断吉凶;还有一些人,扯一片树叶撕开,用这个也可以占筮。
所以占筮的方法是多种各样的,但是《周易》依然是其中比较高级的一种,因为它已经有逻辑思维了,它是用数字来占筮的。
至于八字、奇门和其他的术数,他们也是借助了《周易》的占筮方法,但是他们具体的算法并不是《周易》的方法,因为现在《周易》算命的方法已经失传了。
现在我们传下来是《周易》成卦的方法,也就是周易的 64 卦是怎么生成的,但是怎么样的用这个《周易》去占筮,实际上孔子也没说,典籍上面也没有记载。
问:听说《周易》是用筮草来算卦的,如果说这种算法已经失传,那么现在世面上有的算卦方法也是后人推测复原,并不是《周易》原本的算法,是吗?
廖名春教授:对,朱熹就很想复原《周易》的算法,但是他用的材料太少了,就是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里面记载的 20 多个例子,只用这 20 多个例子就想复原《周易》算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,而且这 20 多个例子的时间跨度很长,也不是全都是某一个人来预测的。
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间用《周易》算命,很难说他们是同一种算法。这就像我们打扑克牌一样,湖南有湖南的打法,我到东北去,东北有东北的打法,我们湖南喜欢斗地主,到东北去,大家都打红十。
算命的方法也是一样,各有各的方法,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孔子那个时代,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算的。
现在我们的清华简,比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的例子要多了很多,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占筮的方法完全破译出来。它上面记录了这个卦结果怎么样,他没有讲占筮的具体过程。
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,就好像你捡到一副扑克牌,但是你要知道东北人是怎么打扑克的,那也是不容易的。因为扑克牌有很多种玩法,东北人打红十,你捡到一副扑克牌就知道怎么打红十吗?那也不一定。
现在是我们拿到这副牌了,而且看到人家打的结果,反过来去推理它的玩法。如果这一点研究出来了,我们就知道古代人是怎么用《周易》算命的了。
“朱熹对周易的研究是失败的”
5、问:关于朱熹和邵雍对《周易》的研究,学术界有很多争论,您能简单说明一下吗?
答:四书五经总体上来讲,朱熹的成就在古代相对而言都是最高的。但是就《周易》的研究而言,朱熹的研究是有问题的。
朱熹对《易传》的研究做得很早,但是他到死《易传》都没有做完,有很多问题他没有解决,解决不了。
朱熹一直想找一种捷径来解读《周易》,于是他吸取了邵雍的方法。邵雍是讲术的,朱熹就引进了的邵雍的术,引进了河图洛书这些讲法,想把《周易》的很多问题做一个透彻的解决。但应该说朱熹还是失败了。
但是朱熹引入的这些方法对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为什么?因为当时朱熹修订的东西都是教科书,天下的读书人、科举考试都是用朱熹的研究做教材的。所以朱熹的这种方法影响极大。
对于朱熹讲的这些方法,清人是有很深的批判的,我们现在看来也是有很大问题。比如朱熹讲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,后天八卦现在来看历史相当悠久,我们现在清华所藏的战国的竹简里面有一个筮法篇,它里面的东西的记载就是后天八卦,但是先天八卦一直就没有在文献里面找到根据,所以后来的学者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。
朱熹为什么要用先天卦位、河图洛书这些理论来解释呢?他还是想用《周易》为他的理论服务,因为我们所有的四书五经都是形而下的,都是讲具体道理比较多,形而上的成分就很少,所以朱熹解释了先天易数,解释了太极图,他想用这个东西给他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根据,但后人也不是完全认可他的。
应该说,朱熹的四书做得很好,《诗经》也讲得挺好,别的东西都不错,但是《周易》他是不不成功的。我们现在一般读周易,都要读王弼《注》、孔颖达《正义》、程颐《传》,不太主张读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。
6、问:《周易》是一门大众都可以去学习的学问吗?
廖名春教授:大家学习《周易》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有一个前提,就是一定要有好的教材做辅导,你学的《周易》才有用,如果你读的《周易》都是一些不正确的讲法,那你学了也没用。
《周易》这本书和一般的书都不同,就像对于《论语》,我们理解的也不一定都对,那《周易》的难度就更大了,因为这都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了。
据说莎士比亚的作品,现在的英国人都看不懂,但莎士比亚才几百年、?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有好的教材,把它做一个准确的解释,把它讲通了,在这个教材的辅导下,那学《周易》才有效果。你没有一个好的引路人去学《周易》的话,那对个人的要求太高了。
问:您在学校讲课的教材能够作为大众的辅导教材吗?
廖名春教授:可以,我们本科学生,教材用的就是《周易经传15讲》,北大出版社的版本。
现在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完全达到了能融会贯通的目的,是想这么做,但中间还有难度。现在的难度是,我们的研究还停留在对《周易》的卦爻辞含义的研究,把《周易》的每一卦、每一爻、每一句话都理解清楚了,还要进行逻辑分析,再把它融会贯通。
所以《周易》里面,有一些观点我们已经做了很深入的研究,但还有很多观点,就我们这些人而言,也不是全部都懂了。但目前看来,我们在卦爻辞的研究上肯定是做的最好的了。
“由小学入易学”
7、问:目前来说,清华对《周易》研究的情况是怎样的?
廖名春教授:清华的很多老师对周易还是很爱好的,我也开了《周易》这门课。就我所在的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来说吧,我们这个所里有一些老先生,像李学勤先生,他们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周易的,但在《周易》上面贡献也是很大的。
贡献主要在什么地方呢?就是在考证《周易》的源头上,通过出土文物、文献特别是简帛的文献来研究《周易》,所以现在对帛书《周易》的研究、对竹简《周易》的研究,应该说我们都是领先的。
我们清华的研究不在算卦上面,也不在一般的王弼《注》、孔颖达《正义》、程颐《传》这些传统的研究上面,我们主要是在用出土材料来研究《周易》,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。
再一个刚好我们清华简(清华从香港收藏的竹简),里面有两片是跟《周易》有关的,一个是筮法,一个是别卦。另外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的《易传》基本上是我们修订、整理出来的,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一些。
我们看到了很多古人,包括朱熹都没有看到的材料,朱熹如果看到这些材料的话,他的观点说不定也会发生变化。
8、问:之前看过您讲《周易》时有一个观点叫“由小学而入易学”,怎么理解这句话呢?
廖名春教授:这个话最早的应该说是清人的观点,清人戴震讲过,就是讲读书要从认字开始,要由字到词、由词到道,把文字读懂了,才能够把握它的精神。
张之洞就讲的更系统了,张之洞说“要由小学入经学”,要首先把语言文字、把古汉语这个东西学好了之后,才能够把经学的著作读好。所谓的经学就是四书五经,要把四书五经读好了之后,你才能去研究哲学、才能够去学文学、才能够自学其他的东西。
《周易》就是属于经学的内容,四书五经首先就是《周易》,这里小学不是讲大学、中学的那个小学。小学指语言文字学,简单来讲,就是古代汉语的学习。古代汉语水平高了,才能够把经学学好,才能够学好《周易》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《周易》里面很多话是很不好懂的,是几千年以前的这个话,所以古汉语不好的话你字就认不准确,你就不知道他这个字到底是本字还是引申义,恐怕你连断句都断不好,所以要由小学入经学。
当然,也不是说小学学好了就一定能够学好经学,但是它是学好经学的一个必要的条件,就好像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的话,就一定要懂英文。如果我们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却不懂英文,只能中文版的莎士比亚的著作,你去谈,别人就会笑话你。
9、问:现在还有一种呼声,说我们在儿童基础教育中就应该把易经、国学,比如阴阳、五行的这些理论加进去,您赞同这种说法吗?
廖名春教授:这要看我们中间怎么去做工作。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“转识成智”,要做一个转化的工作,不能够直接的去套用,直接套用那肯定是小孩子接受不了的。但是如果你能把古人的精神转化为这个时代的智慧,变成我们新时代的东西,我觉得这是小孩子也可以接受的。
你天天跟小孩子讲阴阳五行,小孩子不可能懂,但是我们要知道,阴阳五行的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?阴阳最基本的思想,是讲事物不是绝对化的,它强调事物是辩证的,有正就有反,教会我们看问题不要简单化。
要把古人的这种思想,用我们现代的语言,把它哲学化的表达归纳出来,鞠敬伟人家才能够接受。
好像以前,古人都是用铜钱、银子买东西,我们现在拿到这个,到街上去买东西是买不了的,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人民币,别人才会认可你。
问:“转识成智”的工作您现在也有在做吗?
廖名春教授:学术研究是有很多个层面的,有不同的要求。
有一批人会专门从事理论的工作,要把原理解释出来,之后就需要有批人来做转化、传播的工作,之后还需要一批人要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新的实践。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工作需要做,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第一个层次的工作。
我们做研究都是有分工的,不赞成一个人包打天下,一个包打天下的人做工作是肯定做不好的,要专业才能做得好。
现在我们很多人做工作,总是要想要别人了解我们的工作、理解我们的工作,不应该有这个要求。你做得很深的工作,如果你老是要求大家都了解你、懂得你,那你就永远不会有成绩的。好像跑步一样,第一名跟第二名差距是很小很小的,如果说你还要想去干别的,那别人早就超过你了。
“玩易”
10、问:在大学里面《周易》这门课受欢迎吗?
廖名春教授:《周易》这门课一般的选课的学生都比较多,一个是《周易》自身的影响很大,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大家对《周易》的有一定的误解。大家都把它当成一门应用科学,以为学了周易的话呢就能够预测自己的未来。
我们清华简的筮法篇里面也有很多术数的东西,也就是算命的方法,但具体古人是怎么算出来的,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吃透,还没有完全读懂。
周易算命虽然不能说一定能够算准,但是古人有一个说法是“玩易”,古人用周易算卦,他不一定就是相信这个东西,但是他也可以玩一玩嘛,这也是可以的。
所以我们当老师的,要告诉学生,这是一种方法,我们不能够保证它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侃股网。好像我是个数学教授,我告诉你数学方法,但是我不能够保证你以后所有的计算都是正确的。
我一再讲,《周易》是一种哲学,它告诉我们一是方法论原则,一是做人的价值观,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一门应用科学,当成一种技术科学。如果把周易看成数学一样,这中间就出问题了,性质不同。因为《周易》里面的数学,严格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数学。而预测是需要很复杂的计算的,计算能力越强,预测的结果就越正确,计算能力越差,预测肯定就越不准确。所以我们现在用周易,我刚刚说是玩易,还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求,不能过分的去依赖它关南施。
以前有人写诗讲: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”,讲的就是贾谊,贾谊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,当时皇帝见他,他本来很激动,但是皇帝见他的时候国家大计都没问他,问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世界观的问题,一个人你的吉凶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,它是一种因果关系,有什么因结什么果。
你做人做事很努力,你的结果就好,你做人不好,你想有好的结果,这是很难的。你明明做事做得不好,但就想要有很好的结果,想通过算卦求神拜佛来改变命运。
你明明是个坏人,但是你拜了菩萨的话,菩萨就会保佑你很好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一个做了坏事的人还能够得到好的结果,那世界上不天下大乱了吗?这是违反逻辑的。
当然,我们讲的只是大概率,不能够排除个体的事情,因为这个世界是比较复杂的。好像我们读书,决定你能够考上大学的因素有很多,它不是哪一个单纯的因素,有的时候你语文成绩好但数学成绩不好;有的人平时成绩好、考试的时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;还有的时候你这个学校就不好,老师就不行;甚至出题目的人,有时候出的题目就不利于选拔学生,这些因素都有,所以这是很复杂的。
但是不管它再复杂还是有规律可寻的,大的概率,学习方法好、学习努力的人肯定会考得好一些,这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落体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那就很难说了,你就不能够排除有小概率的事情出现。
所以说来说去,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道理,这是一种哲学,一种方法论,不能够把它当成一种技术科学。
11、问:很多大学的建筑专业也会开风水学的课。风水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吗?还是它也是从周易里衍生出来呢?
廖名春教授:风水它是以《周易》为基本理论的,但它不等同于《周易》,它是属于《周易》的应用方面了。
风水现在还不能说是很严格的科学,是潜科学,它里面有科学的因素,但是整个的系统还不能够叫做科学。它跟我们数学物理不是一个概念,数学物理可以说是科学,但风水只能说是一门学问,还不能讲是科学。
我们看风水,所谓的阳宅阴宅,古人最早先秦以前是没有看阴宅的,只有看阳宅的。《诗经》里面讲,“相其阴阳”,盖房子、搞建设肯定是要看地理环境的。古代的帝王起家,他也要挑一个地方,秦代建都在咸阳、刘邦起家在汉中,它跟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。
现在来讲,我们生活一定交通要方便,一定要有水,空气要好,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人讲风水讲过头了,讲的太过分了。
“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”
12、问:您的著述里解决了很多前人对周易的误读,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?
廖名春教授:比如我们讲《周易》的人都知道,周易是讲阴阳的。但是过去我们的研究,很多人就认为《周易》不讲阴阳,比如有些教授在70年代写书,说《周易》里面只有阴字,连阳字都没有,周易的卦爻辞里边有一句“鸣鹤在阴”,那个阴还不是阴阳阴,而是树荫的荫。所以中医里面就没有阴阳两个字,你怎么能够说周易里面有阴阳思想呢?就认为《周易》不讲阴阳。
但是我们现在通过研究《周易》,就知道周易里面尽管没有阴阳两个字,但是有阴阳思想。阴阳这两个字它代表了一种对立的观念,任何事物一定要相对才能够生存,代表这么一种思想。
这种思想,他不一定用阴阳这两个字来代表,用别的字也能够代表。《周易》里面,就是用乾坤来代表。
这个乾字,就是刚健,因为 64 个卦里面只有这一个卦,全部是阳爻。64 个卦里面只有一个卦全部是阴爻,这就是坤卦,所以坤卦就是顺。马王堆帛书里面写着“川”,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川字,而是顺字。
我们通过马王堆帛书,就知道《周易》的乾卦就是健,坤卦就是顺,一个是刚健,一个是柔顺,刚健就相当于阳,柔顺就相当于阴。所以《周易》里面尽管没有阴阳这两个字,但是他的阴阳思想是借用乾坤来代表的。就好像同一种水果,它有不同的名称而已。
再比如,有一些卦爻辞上的误读。
比如第六卦讼卦,讼卦里面第五爻就是九五爻,它的原文是“讼,元吉”。讼,就是争讼,打官司;元吉,就是非常好、极好、大吉大利。
可是打官司怎么能够大吉大利呢?这个解释是讲不通的,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打官司,喜欢调解,但是《周易》为什么说打官司是元吉呢?这个理解就有问题。
我们过去研究的人,会用爻位数来解释,因为它是九五爻,九五爻是中正之数,所以打官司就很好,这个是强词夺理。九五哪有这个意思呢?
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知道,我们读就读错了,应该怎么读?“讼,元,吉。”元就是善,打官司是不好的,但如果你能够善尾处理,就吉利。
我们有些事情讲不打不成交,本来打官司大家关系不好,但是打官司的过程中,如果我们看到大家都是与人为善的,坏事就变成好事了。你看《水浒》都是这样的,《水浒》里面很多人都是对头,但是后来被宋江收服了,到梁山了,就变成了好汉。
争讼是不好的事情,我们做到元,元就是善,把坏事变成好事,所以吉。
再举个例子。
比如第四卦蒙卦,它的六五爻,是“童蒙,吉”。我们过去认为童蒙是什么意思?童蒙就是小孩,儿童,蒙就是启蒙,所以童蒙就吉。但是这个是没有话道理的。
中国跟美国不同,美国很重视小孩子,一出威胁会先保护小孩。但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不同,中国人是尊老的。中国的小孩没有成人之前他是没有资格的,吃饭都不能上桌子,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要举行观礼,成人之后才能够叫做正常的人。那为什么这个《周易》又讲“童蒙,吉”?
这个习读就有问题。“童”是什么意思?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是儿童的童,其实儿童不是它的本意。童的本意是用刀子把头发剃掉,剃光头就是童。
过去罪犯犯了罪之后,有一种刑法就是剃光头,我们现在坐牢的人也还是要剃头发的,所以他们也叫做童,而我们古代的小孩子,他的头发也是剃了的,只有中间留一点头发。所以儿童的童字,是从剃光头这里引申过来的,因为儿童的地位跟罪犯一样都很低。
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出“小学”的重要性。《孟子》里面讲“童山濯濯”,把山上的树木都砍光了,就是童。苏东坡写文章就讲“汲西江之水,童东山之木”就是吸西江里的水,砍东山上的树,所以“童”其实是个动词。
把一个东西盖住就是蒙,所以我们没读过书的人叫做蒙,读书了就是启蒙,把这个蒙就打开了。现在我们知道“童蒙,吉”,你把蒙昧的东西一扫而光,把蒙昧的状态去掉,就是吉。所以我们把它读懂了,道理就出来了,没读懂的话,你说《周易》里面讲童蒙就吉,小孩子就吉利,哪有这个道理呢?
13、问:关于周易里面蕴含的哲理,您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?
廖名春教授:周易的哲理讲得最清楚的就是乾卦,乾卦有一爻就是上九,上九的爻辞是什么?“亢龙有悔”。亢龙有悔”他就非常有哲理,亢就是吉、高的意思,龙飞到了最高处了,就好像一个人,人生到了顶点,最辉煌的时候,这个时候你就有悔,因为事物都是变化的。《老子》是怎么讲的?穷极思变,物壮则老。一个东西强盛到了极点,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,这是自然规律。
我们人也是一样的,亢龙有悔就告诉我们,事物都是有正反两面的,你当红的时候,你就想到以后你不红,要做好准备,你生活很悲惨的时候,你要知道还有希望的一天,因为事物都是的相互转化的,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再一个,学了周易之后,就要用《周易》的思维啊来看问题。周易的思维,第一个就是说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我们一定要注意坚持二元论,而不能够用绝对论去看问题,任何事物都是两个方面的,一阴一阳之谓道,好像一个家庭一样,光只有男的,不是一个健全的家庭,光只有一个女的,也不是个健全家庭,一定有男有女。
第二个,就是知道,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,易者变也,我们一定要善用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人和事物,你们公司的这么多员工,现在大家都是同事,但是再过十年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呢?一定是有变化的。
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够在大家没有看出来的时候,你能够早一点看出来,有预见性,这就是非常可贵的。就是说你现在工作,你就知道十年以后什么样的工作最好,你在十年以前就做准备,那你的成就肯定会很高。
你要找对象的话,你看到这个人现在一般,但是十年之后人家有很大的成就,你预先投资,那你也会很不错,等到人家功成名就了,你再去找人家那就不行了,一定要知道事物是变化的。
有很多人名气很大,好像的不可一世,但说不定明天他到监狱里面去了,要善于用这个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事物,善于从那个不同的方面去看待事物陈修侃,这是周易告诉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,这是方法论原则。
“蒋介石的失误”
14、问:对于爱好周易的人来说,怎么样开始学习《周易》呢?
廖名春教授:学习《周易》的话,我们首先找一本很好的书,要把周易的这个卦爻辞读懂,读懂之后,再去读相术、应用方面的东西,不能够把它颠倒过来。
我们现在的很多人,会先去学相术、学占筮,占筮之后,会得一个卦爻辞出来。那结果出来了之后,你看不懂,不是白看了吗?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鲁国的穆姜,她干了很多坏事,后来被打入了冷宫。结果人家给他算了一个卦,这个卦就是《周易》的随卦,卦辞是元吉,算卦的就说,你算了这么一个好的卦,随又是出来的意思,你很快就能出来了。
这个穆姜就说不行,她对元亨利贞都做了一个新的解释,讲,不仁就不能够谓之元,要做到元才能够得吉,但是她没有做到,就不能得吉,结果果然是这样。所以这个算卦的人虽然算了一卦出来,但是他理解错了。这也说明,一个人的结果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极品骷髅。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,怎么能够元吉呢?
再简单的讲一个例子。就是蒋介石,蒋介石这个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,他原来不是叫这个名字。后来他读了《周易》之后就取了这个名字,为什么叫做介石?因为《周易》豫卦的六二爻辞叫做“介于石,贞吉”。他还叫做中正,因为《小象传》六二爻辞的解释是中正,所以他都是从豫卦里面取的,他以为这是个很好的名字,实际上他读周易就没读懂,这不是个好名字。
为什么这么说?在《系辞传》里,孔子就对“介于石”进行一个评价,讲一个人很孤傲,不能够长久,坚持不了多久就要垮台,是这个意思。《系辞传》里专门有讲,但是大家都没有读懂孔子的话,如果他读懂孔子这个话,怎么会取介石这个名字呢?
所以你看老蒋的江山就没坐稳,三年就被解放军打下来,之后跑到台湾。所以我们都注意要读懂才行,你好不容易算个卦出来,最后也没有读懂,岂不是白算了。